第二章 时代不同了 (第4/6页)

这三个字的说法很有讲究，如果上面觉得好，那就没问题，如果上面觉得不好，那随时都可以把你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使很多私营老板产生极大的恐慌心，当时距离文革结束还不太远，人们仍然对十多年前的极左年代记忆深刻。一段时期内，一些地方的个体工商户申请停业或自行歇业，成了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由于大环境很紧张，没有人愿意来私营企业工作，即使像ps俱乐部这样的大公司也几乎招不到一个人。

    “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一天不解决，这种倒春寒现象就一天不能杜绝。”范无病抚着额头说道，“对于一个希望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民族复兴经济腾飞的大国，中国的政策面必须保持一个稳定持久的方向，我们不能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甚至是把网烧掉或把船凿沉，这都是非常有害的行为。”

    “为了避免受到更大的冲击，很多私营企业主都把工厂的所有权交给集体了。”范婷接着说道，“这在当时基本上已经成为一种避祸的手段，比如说山东临沂的王廷江，他突然宣布把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家业，价值四百二十万元的白瓷厂和一百八十万元的资金无偿捐献给村集体，同时，还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在捐献财产的两个月后，他当上了村委会主任，接着又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跟王廷江很相似的还有江苏宜兴的蒋锡培，他也把自己投资一百八十万元的电缆工厂所有权送给了集体，由此获得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红帽子。”

    “呵呵——”范无病苦笑无语。

    事实上在当时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广东，出现了一次企业家外逃的小高潮，除了最知名的万宝邓韶深之外，还有深圳金海有机玻璃公